悬崖边上 (第2/4页)

劳改营里。

    她孤身一人，在这片密林里踽踽独行，像一只被遗弃的野猫，一直都是这样，从来都是。

    绿眸女人停下脚步，重重靠在一棵云杉树上，闭上眼睛，试图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。

    可眼前不受控地闪过很多画面来，不是任务，也不是这些年的厮杀与伪装。而是另一件事，另一个“战场”，另一个男人。

    他死在她怀里。“替我活着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伊尔莎猛地睁开眼，后背死死抵着树皮，眉头紧锁，呼吸急促。

    八年前的柏林，米特区。

    那间小小的公寓。窗台上养着红色的天竺葵，开得热烈如火。阳光柔和地洒进来，花瓣上闪着光。一个男人站在窗前，侧过头对她笑。

    这是伊尔莎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。

    每一次濒临绝境，在她闭上眼准备就此放弃时，这个画面总会浮上来。

    她认识他那年才十九岁，刚从护理学校毕业；他二十二岁。

    她是米特区医院的实习护士，他是内科的住院医。第一次相遇在急诊室，她手忙脚乱地递错了器械，明明要的是剪刀却递了镊子。在她反应过来时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，等着挨训。

    他没生气，只是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慢慢来。”

    那笑容太过温柔，温柔得她后来每次想起来，都像有把钝刀在心脏上割。

    他叫丹尼尔·戈德斯坦，犹太人。出生在柏林赫赫有名的医生世家，祖父是夏利特终身教授，父亲是柏林最有名的心外科医生，他本人也是医学院的优等生。这些头衔，她都是后来才知道。

    可她不知道这些的时候，就已经喜欢他了。知道之后，更喜欢了。

    因为他从没把这些光环当回事。他眼里只有病人，脏兮兮的流浪汉被送进急诊室，别的人都绕道走，只有他蹲身过去检查。“在死神面前，国王和流浪汉都是平等的。”

    她信这句话，也信他，他们在一起了。

    十年恋爱，吵过架，红过脸，分过手又和好，第十个纪念日那天，他求婚了，在他们租的那间小公寓里，捧着刻有Iamp;D字样的铂金戒指，单膝跪地。

    “伊尔莎，”他声音有点颤，脸也有点红，“等明年我升了主治，我们就结婚，好吗？”

    她笑着点头，泪水却先落下来。

    她从小就没了父母，他就是她的亲人，她的家，她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落脚处，后来她总忍不住想，如果时间能停在那一天该多好。

    停在窗台的天竺葵前，停在她点头说“好”的那一刻。可时间从不会为任何人停留。

    纳粹上台了，街上挂满了卐字旗。

    一开始只是小事。医院里的雅利安同事开始用疏离的眼光看他，病人开始拒绝犹太医生的接诊，他的门诊量越来越少，排班总被挤到凌晨。

    从被禁止做主刀，到不允许进手术室，他被调去处理那些最脏最累的活，可他什么都没说。

    那时，他们家的犹太朋友纷纷买船票准备逃往美国，而他父亲说，“只要勤勤恳恳，不犯法，不惹事，他们找不到理由为难我们。”

    他依旧每天照常上班，照常看病，照常回家陪她。晚上拥她入眠时，还是那么温柔。

    可后来事情越来越严重。

    叁月，纽伦堡法案的补充条款出台，他们全家被迫戴上黄色大卫星袖标。

    他父亲选帝侯大街的诊所被砸毁，第二天，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，叁十年的行医经验，救过的人命，发表过的论文，一夜之间全部作废。

    他的妹妹不能再去上学了。十四岁的女孩子，每天蜷在扶手椅里，望着窗外发呆，有时候她会问：“伊尔莎姐姐，我以后能做什么？”她不知该怎么答。

    他的母亲出门买菜，被邻居的孩子扔石头。回来时，头发上还沾着泥点，却还强撑着笑容：“孩子们闹着玩呢。”

    再后来，他父母位于夏洛滕堡区的宅邸被没收，那些传承四代的家具，那些他父亲收藏了一辈子的医学典籍，全都没了。

    他们搬来和她同住。

    那间小公寓变得拥挤，几个成年人挤在不到六十平米的空间里。

    他父亲整日坐在角落，攥着那把诊所的旧钥匙。他母亲倒是忙里忙外，做饭洗衣、收拾房间，只是有时站在厨房里，盯着墙缝一动不动。

    犹太医生越来越少，犹太病人也在渐渐消失，有的是自己走的，有的是被带走的，有的只是某天不见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
    一天傍晚，她下班回来，远远就看见公寓门口停着两辆黑色轿车。